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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树理与农业合作化,当年农村的大集体

2018-01-30 23:15  来源:未知           

当赵树理在关注与思考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时,毛泽东也在关注赵树理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《毛泽东传》透露: 1951年,中共中央制定了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(草案)》。毛泽东特地指示起草人陈伯达专门向赵树理征求意见。这一非常之举,让我们注意到赵树理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,不妨略作一点讨论。如前文所分析,某种程度上,赵树理是通过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而信服并投身于中国革命的。后来他提倡大众化、通俗化,并在根据地写出了《小二黑结婚》这样的代表作,据他自己所说,写小说时他还没有看到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研究者因此说,这是“政治家毛泽东的宏图伟略与文学家赵树理的创作理念的不期相遇,不谋而合”。

赵树理谈到自己后来看到了毛泽东的《讲话》时的感受时说:“我读了,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,以为毛主席讲话批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。”在私下他还有这样的解释:“十几年来,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,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,在《讲话》中成了提倡、合法的东西了”,因此他“像翻身农民一样感到高兴”,“我觉得毛主席是那样的了解我,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”。类似的“翻身”感,还发生在赵树理《邪不压正》发表以后。如赵树理自己所说,他写这篇小说,是因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,发现了“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,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,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,抓取便宜的现象”。赵树理实际上是抓住并揭示了中国革命,特别是农村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:农村流氓无产者的存在与混入革命的问题。这也是赵树理最感痛心的。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变革(从合作化到公社化)里也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但他在1947年就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,显然是超前的,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公开批判,地方党组织还直接出面干预。一位边区土改工作负责人当面告诫他要“克服右的观念”,并警告说:“你是个有影响的人物,尤其要和上级保持一致。 ”正在这时,毛泽东的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发表了,毛泽东指出: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“有许多地主分子、的党。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、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,作威作福,欺压人民,歪曲党的政策”,“这种严重情况,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”。这正是赵树理在《邪不压正》里提出的问题。赵树理因此兴奋异常,“认为是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他来源于现实的创作”。现在( 1951年)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时,毛泽东又这样重视他的意见,这当然让赵树理感动不已。以后毛泽东大概也一直在关注赵树理,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,赵树理受到重点批判,时为作协负责人之一的严文井后来回忆说,中央有一个指示,“对赵要低调处理”,这应该也是毛泽东的意思。赵树理对毛泽东也应该有知遇之感,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“忍着巨大的疼痛”,抄写毛泽东的诗词《咏梅》,“仿佛在用整个生命书写自己的信仰与寄托”。采取这样的方式,自然有一定时代因素,但也是符合赵树理的思想逻辑的。

我们还是回到 1951年的现场来。毛泽东派陈伯达来征求意见,赵树理本着对党知无不言的原则,直言不讳:“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,只有个体生产积极性。 ”对赵树理的这一反应,赵二湖有一个解释:“我父亲在办初级社的时候,就有想法,他认为是搞早了。他对互助组是积极赞成的,因为那时候,为支援解放战争,壮劳力大批的参军,以妇女为主力了,不组织起互助组,地里就没法耕种了。那时候确实需要互助组。那么,打完仗以后,农民都回来了,各种各的地,而且刚分了土地,这是农民用命换来的胜利果实,现在又收回去,农民接受不了。”这大概是反映了赵树理的真实想法的。

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回应。据《毛泽东传》说,毛泽东表示,“赵树理的意见很好。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,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。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,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。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,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,既要防右,又要防左”。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(其中显然吸收了赵树理的意见),

“农民在土地决议草案开宗明义: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,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,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。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,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。 ”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,决议草案指出:“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。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,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”,“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,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,将还是大量存在的”。决议的重心当然是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方面,批判否认农业生产合作社“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”的“右倾的错误思想”;但也同时提醒要警惕“左”倾的错误思想:“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,过早地、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,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,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,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”。决议草案还特意强调,“提高生产率,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它作物,增加一般成员收入,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”。

可以想见,这样一个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》,是赵树理可以接受,甚至衷心拥护的。赵树理当然更重视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,但他并不拒绝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,这不仅是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所致,更有农村实际生活的变化的事实的依据。 1951年他蹲点的山西平顺县川底村,早在1943年,就在共产党员郭玉恩的带动下,组织了互助组,经过八年的试验,“群众集体的习惯逐渐养成了,能领导生产的干部逐渐增多了,集体劳动的制度逐渐形成了,耕作技术逐渐提高了,特别是各户的财富逐年增多了,互助组的公有财产逐年积累起来了: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后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的条件”。同时,互助组发展也遇到了如不增加新的因素,生产难以继续发展,逐渐松懈的问题。这也就有了进一步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客观需要。这样, 1951年在党的号召下,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,在川底村里,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而且社一成立,“由于统一使用土地、劳力、肥料、农具、牲畜等优越条件,在七个月(从建社到秋收后)生产中,农副业每人平均总收入量已超过 1949年的 38.8%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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