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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变革时代人们为何更安于现状?

2018-02-26 04:52  来源:未知           

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停变革的时代。至少,靠鼓吹颠覆发家的咨询行业,以及将自己行业内地震过于一般化的记者们,是这么告诉我们的。

关于颠覆的坊间证据很容易找:金融危机;Facebook(刚刚进入少年期)以及iPhone(更加年幼)等创新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;极端政党的崛起以及一位特立独行的总统的问世。

但关于颠覆的统计证据并不那么令人信服,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许多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处于较低水平。如果变革的步伐真的如此疯狂,为什么我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呢?

关于不稳定的一个明显衡量标准是人们换工作的频率。1990年代末当我踏入英国劳动力市场时,人们普遍认为找一份终生职业的想法已经过时了。然而今天人们在一份工作上待的时间长于那时。

人们渐渐选择降低换工作的频率,英国和美国都是如此。2015年,保罗格雷格(Paul Gregg)和劳拉加德纳(Laura Gardiner)为英国智库“决议基金会”(Resolution Foundation)进行了一项英国劳动力市场研究,二人在研究中发现人们换工作的倾向出现显著下降。

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,每季度约有3-3.5%的就业人员为了新工作辞职。金融危机期间,这一比例下降到2%以下,此后有所反弹,但仍远低于历史标准。在30岁以下人群中,这一下降尤为明显。

只要人们有工作,这件事重要吗?重要的,因为正如格雷格和加德纳所指出,换工作往往意味着升职和大幅加薪。当人们——尤其是年轻人——发现自己年复一年干着同样的工作,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再称之为稳定的时期,我们称它为停滞。

在美国也有同样的情况——换工作频率的长期下降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劳动人口特征发生变化。

美国的另一类似趋势是地域流动性下降。自1990年以来,美国人某年从一个州迁移到另一个州的比例已下降了一半左右——这是相当惊人的下降,按照对分散、原子化社会的标准叙述,这一降幅看起来很令人意外。如果美国人真的不再了解他们的邻居,那么他们一定是非常努力地在避开他们,因为他们做邻居的时间要比以往久得多。

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惧怕变革。泰勒考恩(Tyler Cowen)在他的新书《自满的阶层》(The Complacent Class)中认为,美国在许多方面变得不那么富有冒险精神。二十年前的专辑现在听起来也还行;老套的情节和人物加上新特效就拍成了现在的电影。现在我们表达文化勇气的主要方式就是去一家新潮餐厅吃饭。埃塞俄比亚或秘鲁的美食可能提供美味的新鲜口味,但无法成为文化革命的力量。

考恩的论点很有意思。但是,我们不需要求助于文化来解释就业市场的停滞。经济学家麦克康恰尔(Mike Konczal)和马歇尔斯坦鲍姆(Marshall Steinbaum)在2016年发布的文章中认为,人们不愿意为找到好工作辞职或搬迁的主要原因是,好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。如果企业求贤若渴,而人们不愿搬迁,薪水就会大幅提高来争取说服他们。可惜在绝大多数行业,薪水没有涨。

至少表面上,经济学家格雷格卡普兰(Greg Kaplan)和萨姆舒霍佛-沃尔(Sam Schulhofer-Wohl)给出了更乐观的说法。他们指出,因为有互联网,人们可以在理想的地方找到理想的工作,永远不用再搬来搬去。(按照这一逻辑,那么约会应用就降低了初次约会失败的数量。我不确定有没有人相信这个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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